近日，歌手单依纯因在一场商演中未经授权演唱李荣浩的《李白》而引发侵权风波。李荣浩公开指控称，此前已通过邮件“明确婉拒”对方的翻唱授权申请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也未发放任何授权，然而后者依然强行演唱了该歌曲。
面对李荣浩的连番质问，单依纯发文致歉，并解释此次版权事宜由演唱会主办方全权负责，自己是在事后才得知主办方并未签署相关授权，自己需要为此疏忽负责。她还表示后续将停止演唱该歌曲，承担全额版权费及赔偿。李荣浩随后回应，直言若为钱当初就会授权，显示余怒难息。
网友们也大多同情和理解李荣浩的反应，同时认为单依纯的辩解难以服人。在大家看来，作为出道多年的成熟歌手，登台前确认演唱曲目的授权情况，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，一句“疏忽”就把责任推给主办方，更像是托辞。
在明知未获授权的情况下仍然“想唱就唱”，单依纯的做法用“嚣张”来形容亦不为过。那么，她为何敢这么嚣张？一个合理猜测是：她盘算过，即使被追责，自己也能承受得起代价。就像她之前在改编《李白》时，加入的一句魔性十足的念白：“如何呢，又能怎”。
“如何呢，又能怎”，显然意在表达一种对外界无所谓、洒脱不羁的态度，单依纯的粉丝们很喜欢。如果这份“无所谓”是对世俗眼光的回应，那是比较酷；但如果这份“无所谓”是对他人权利的漠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从“如何呢，又能怎”的洒脱，到“我先唱，你随意”的蛮干，单依纯跨过了一道不该跨越的红线。
当“无所谓”的态度用在侵犯他人权利上，就不再是年轻人的叛逆精神，而是对法律底线的挑战。这样的态度，不仅不值得追捧，还应该受到惩罚和唾弃。长期以来，“单依纯们”之所以敢肆意妄为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侵权了也是“如何呢，又能怎”，违法成本太低。
一场演唱会动辄收入上千万，而被侵权方能获得的赔偿有多少？根据现行《著作权法》，侵权赔偿以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为主要计算依据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一首歌在演唱会上的“违法所得”难以精确剥离，法定赔偿额又往往远低于侵权方的商业收益。事实上，现实中也很少听到有侵权者赔付“得不偿失”的例子。
当侵权的代价低于守规的成本，理性选择就会倒向违规——这不只是道德问题，而是制度设计和执行的荒谬。李荣浩此次不接受赔偿的表态，可谓恰好戳中了这种荒谬——如果他接受赔偿，就让这起恶劣的侵权事件加入了“侵权—道歉—赔偿—翻篇”的恶性循环；如果不接受赔偿，好像确实是“如何呢，又能怎”。
李荣浩想以个人的反抗来告诉整个行业：有些红线，不是花钱就能碰。但客观环境让他陷入了两难。要改变“侵权—道歉—赔偿—翻篇”的恶性循环，单靠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够。只有从制度入手，通过提高侵权成本，让侵权者的行为后果从“如何呢，又能怎”变成“不敢了，赔不起”，才有望从根本上扭转局面。这至少有三方面的改变可以考虑：
第一，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。对于明知故犯的恶意侵权，应当在法定赔偿之外引入惩罚性赔偿。要让侵权者付出的代价，远高于其侵权的获利。
第二，将侵权记录纳入演出审批考量。如果艺人或主办方存在明确的著作权侵权记录，后续大型演出审批应设置更严格的审查机制。让“信誉”成为演出市场的硬通货，让“失信”付出实质性代价。
第三，明确艺人的最终责任。“主办方未落实授权”不应成为免责的借口。只有把责任压实到个人，才能倒逼艺人和团队真正重视版权问题。
版权的价值无需赘言，它是创作者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是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基石。保护版权就是保护创造力和经济、文化发展的活力，放任侵权则等于扼杀这些能力与活力。
这个话题还可以延伸到整个知识产权的范畴。无论是科技领域的发明专利，还是文化领域的版权（著作权），都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根基，都必须严加保护。如果侵权的后果总是“如何呢，又能怎”，那么，实现科技强国、文化强国的梦想必将遥遥无期。
单依纯侵权风波终将过去。要让它成为切实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分界点，还是“侵权—道歉—赔偿—翻篇”循环中的寻常一段，取决于我们的选择。无论如何，这个道理颠扑不破：真正好的知识产权环境，不能只靠侵权者事后道歉来维持，而是要靠制度让所有人都不敢轻易越过红线。
（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）
(本文来自第一财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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